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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崎骏的时代精神

2020-07-03


「时代精神」(zeitgeist)的描绘,是后世读者对于某个时代发生的事情,所能够尝试掌握的关键。以《昨日世界:一个欧洲人的回忆》闻名的奥地利作家褚威格(StefanZweig),就是对战间期欧洲崩溃中的时代精神具精描绘的佼佼者。因为某个咖啡广告,某个世代的台湾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言「我不在家,就在咖啡馆;我不在咖啡馆,就在往咖啡馆的路上」,这也可以算是褚威格所处的时代之「时代精神」的代表名句。那幺,在褚威格描写的那个时代里,有没有人尝试寻找其他地方的「时代精神」?

宫崎骏的时代精神

最近去看了宫崎骏的动画电影「风起」,果然不易外地找到那种描绘「时代精神」的笔触。那是1920年代,当时的日本人(也许包括或者不包括当时的次等国民台湾人)经历了无可抵挡的地震、愚不可及的战争、以及突如其来的病痛,宫崎骏的问题是,他们是怎们活下去的?那个时代的精神,又是什幺?

电影中有个桥段,主角崛越二郎来到德国见习飞机製造,半夜睡不着,在街上晃蕩。一扇窗后传来舒伯特的「冬之旅」系列歌曲。那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作品,当下听到只觉得熟悉。但某夜聆听音乐家Zoe的广播节目,才知道宫崎骏选了舒伯特的「冬之旅」系列的Wasserflut(热泪如洪水)这首曲子,所传递的意念是「沉重」。因为背负了国家富强的责任,所以沉重,所以在冬季行走于当时意味现代的欧洲大陆时,崛越二郎的心境不是旅行的美好、而是家国的重担。

那就是当时亚洲各国的时代精神吧?年轻人梦想家国成为现代强国,身上背负着迈向现代的重责,不断地往前迈进。宫崎骏的电影让我想起他的好友司马辽太郎的作品《坂之上之云》。只是崛越二郎所处的时代,是这个时代精神即将因为极端化而走向战争、进而毁灭的结局;而司马辽太郎笔下的秋山兄弟,则处于刚刚开启现代国家之梦的起点。

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,他之所以喜欢写历史,是因为他想从历史之中,证明日本的先人其实没有昭和时代的军人那幺傻,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国家的方向,反而是后继者的愚蠢与对于世界的无知,才那幺自以为是地将国家带向毁灭之路。正因为司马一贯立场如此,因此在其最受争议的《坂之上之云》被拍摄为电视剧的同时,人人莫不忧心那些亢奋的战争场面,会错误的引导阅听者转向右倾的立场。

正如同「风起」这部动画中,倾向自由派的人们也莫不忧心,创造零式战机的崛越二郎的故事,会不会又再一次被有心人认为是倡议战争正当论的作品?但显然没有,无论在《坂之上之云》,或者「风起」中,两位曾经经历战争的一代知识分子,都刻意的在作品中,尤其是对话里,放入反战的元素。正如同宫崎骏在回忆录《出发点1979-1996》一书中,「我喜欢的东西」一节里,藉着他擅长的绘画,说出了自己喜欢飞机但讨厌战争的情绪。但也因为如此,他们成为左右两派所共同批判的对象。

战后的亚洲对于日本的复兴与「正常化」充满疑虑,每每日本有军事动态,都会引起周边国家议论。像宫崎或者司马的作品,都遭到中韩两个受害国、或者日本国内的左派严厉的批判,因为他们的主题都和战争有关;但同时,右翼也认为他们的太过鲜明,藉着战争批判战争的立场显得忍无可忍。

但我一直在思考,对于国家正常化的追求,和军国主义右翼,中间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吧?亚洲各国对于日本的批评,是不是有稍显反应过度的迹象?宫崎或者司马所代表的,应该是经历战争的一代人,对于战后体制的反省与思考。国家本身不再负担防卫的责任,而将此重责交给美国,交予驻军,创造出一种纯粹服从、无法反抗的新殖民主义型式,甚至还要因为美国需要,被迫跟随出兵海外,这样不具有能动性的的国家体制,在已经终战将近七十年的世界格局中,是否依然妥当?

我并不是日本专家,对于这些问题的掌握,仅止于皮毛。只是每每看到在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亚洲诸国对日本「正常化」期待地的过度反应,都感到十分不解。只是在有限的阅读中,渐渐发现经历过战争一代的他们,如何试图回到历史,藉着人物的描写,告诉当下的日本人,当年打破幕末体制之后的日本,前辈先人们对于国家的想像是什幺?后来进行的那场自我毁灭的侵略战争,又距离他们曾经梦过的理想有多幺遥远?

这种「时代精神」的勾勒,正是创作者孜孜不倦而努力的目标。而回头看台湾,我们过去的、现在的「时代精神」又是什幺?何以无人试图勾勒?我们对于这个国家「正常化」的期待在哪里?在我们短暂的历史中,那些人思考过这些问题?翻阅书卷,也许因为更迭不断的外来政权之故,这段描述赫然是一片空白,令人浩歎,也不禁想问,何时,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正常而多元自由的国家,始得以不受拘束的追寻自己的过去呢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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